朱宪民：我会一直记录下去，直到拿不动相机为止
“黄河百姓就是我的兄弟姐妹、父老乡亲。希望若干年后，当观众看到这些画面，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人曾经这样生活过，这是我作为摄影师的责任。”
►
本文5420字 阅读10分钟寒冬季节，朱宪民穿一件毛绒质感的西装外套，内搭一件鸡心领毛衣，颜色都是低调的黑灰色。胸前挂着眼镜，头上戴着男士贝雷帽。他总是笑盈盈的，精力十足，不像是一位已经80岁的老人。
朱宪民是中国摄影界公认“最早将镜头对准普通人”的纪实摄影师之一，也是圈子里常提到的“朱公”。
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朱宪民开始用相机记录黄河沿岸的寻常百姓。此后，他的创作主要围绕三大系列：黄河系列、珠三角系列和北京城系列。
2023年11月25日，朱宪民个人摄影展 “黄河百姓”在中国美术馆开幕。160余幅照片，展示了从黄河发源地到黄河入海口拍摄的百姓生活画卷，呈现60余年间中国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迁。
这场影展几乎成了当下中国摄影界的盛会。当天观展的人数接近2000人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、《中国摄影家》主编、朱宪民的多年好友李树峰说，“朱宪民不仅是中国最早拍摄普通人那批摄影师之一，更是当今中国纪实界众多名家的师傅。”
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、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卡蒂埃·布列松也对朱宪民评价有加，1988年，布列松在朱宪民作品的扉页上写下了“你有一双发现真理的慧眼，真理之眼，永远向着生活”。
11月25日，新京报记者在中国美术馆的休息室，见到了正在准备影展开幕式的朱宪民。
1960年，山东范县(后划归河南)17岁的农村少年朱宪民决定“闯关东”，临走前，一辈子务农的父亲只跟他说了两句话：“别坑人，别违法。”
朱宪民只身一人来到辽宁抚顺，恰好遇到街道办招工，工作人员热心帮他介绍工作：修表、剃头、搓澡。他觉得“不够体面”，于是街道办又给他介绍了一份在照相馆的工作，并告诉他“再挑就不管你了”。
最终，朱宪民选择了相对低薪的照相馆学徒。他那时还不懂什么是艺术、梦想，只觉得“在大盒子面前给别人拍照很新鲜”。
这成了他摄影生涯的开端。
朱宪民在四四方方的取景框里发现了自己的天赋。“半年内我就掌握了从拍摄到冲印的所有程序，是所有学徒里最快的。”
在日常工作的过程中，朱宪民发现照相馆的师傅总对一位来冲洗照片的中年男子客客气气。在他眼里，师傅已经是邻居街坊间受人尊敬的人，但那个男人能让师傅毕恭毕敬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后来朱宪民从师傅口中得知，那位是《抚顺日报》的摄影记者。师傅说：“我们顶多算照相，人家那是摄影。”
朱宪民发现，同样是拍照，自己在照相馆只能拍“一二三看镜头”，而摄影记者们每天拍的都是人文地理、山河日月、新闻瞬间……“大概那时候脑子里就意识到，摄影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。”
为了实现当摄影记者的梦想，他决心报考吉林省戏剧专科学校。21岁那年，他考入了该校舞台美术系舞台摄影专业。
几个月后，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袁小平听说了朱宪民，于是将其带到了制片厂的拍摄车间，让他负责给演员拍剧照。在校期间，朱宪民参与了《英雄儿女》《青松岭》等电影的剧照拍摄工作。
毕业后，朱宪民被分到了《吉林画报》工作，成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摄影记者。
新华社退休干部侯书明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见朱宪民时的场景：“那是1982年，我刚从山西长治一个国营厂的宣传科调到《中国摄影》杂志学习，当时朱老师就是带我的杂志编辑。他话不多，让我先不着急拍，先看各地寄来的优秀作品。”
几天后，朱宪民开始带侯书明在北京城内采风。朱宪民的名字侯书明早有耳闻，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，朱宪民拍的照片总能出现在各类摄影奖项当中。这些照片中有大汗淋漓又不忘互相微笑示意的车间工人，也有围在一起笑靥如花的纺织女工。
“但那次见到朱老师，我发现他在拍一些那个年代很少见到的照片。”侯书明回忆。“几乎都是抓拍的普通百姓，人物状态千奇百怪，又非常真实。感觉就像是自己眼前发生的一幕幕。”
朱宪民给侯书明借了一辆自行车，两人带着相机满北京城转，两人的拍摄对象十分接地气：遛鸟的大爷，“晒墙根”的老人，袖子擦鼻涕擦得锃亮的调皮孩子和冰面上摔得四脚朝天的青年。两人日日流连于北京的市井，镜头里“没有阳春白雪，全是下里巴人”。
侯书明至今仍记得当时朱宪民说的话：“只要不山崩地裂，300年后山还是那座山，景也还是那个景。但是人不一样，只要你不拍，三五年就不一样了，而且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不同。”
那时的朱宪民，已将镜头对准普通人。彼时像他一样的中国摄影师并不多。
黄河流域、珠三角和北京城系列是朱宪民从那个年代一直创作至今的作品。三个系列有着共同的主题：记录普通人的时代变迁。
“那时朱公已经开始记录生活在黄河两岸的普通百姓了。从位于青海的三江源到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，朱公的足迹遍布黄河沿岸。”侯书明说。
侯书明曾几次陪朱宪民去过黄河边上的老家进行拍摄。两人总是在离村子三四公里的地方下车，然后拎着相机在集市、黄河大堤上闲逛。朱宪民喜欢用长焦镜头，“离拍摄对象远远的，不必打扰他们”。
家乡依旧质朴，城市的迭起、经济翻腾的欲望并未蔓延至此。厚重老木船上挤满劳作的人，黄沙漫天的石板上孙儿眼巴巴望着祖父手里的搪瓷大碗。他有几次拍摄恰好被乡亲发现，有人追着要给他钱，“因为他们觉得相片不能白拍。”
记录时代的变迁
朱宪民用相机记录下变革社会中沉默的普通人。
朱宪民的女儿朱天霓说，同样是在中国拍摄农民或普通人，一些外国摄影大师的作品，总是充满了“俯视感”，镜头总是割裂于拍摄对象之外;而父亲的作品， 就像是站在他们中间拍的。因为父亲就来自他们。
朱宪民的代表作名叫《民以食为天》，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的河南农村。照片里，爷孙两人正蹲在地上吃饭，爷爷举起手中端着的粗瓷大碗，挡住了自己的面部;旁边的小孙子手里则捧着一只防摔的塑料碗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爷爷将碗里的食物“吃个底朝天”。
这张照片从发表以来，就不断有评论家对其进行解析，最受朱宪民认可的，是“作品代表了时代变迁”的评论。“一个粗瓷大碗和一个防摔塑料碗，一个皮肤粗糙的老者和一个眼神天真的娃娃，一件粗布棉衣和一身卡通棉服，这些元素无不代表了两代人之间从物质到精神上的革新。”
但在那个年代，许多人并不理解朱宪民“为何要拍中国贫穷落后的一面”。
“不过后来这些不同的声音都不了了之了。那是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，社会思潮每天都在发生变化，理解我的人越来越多。”朱宪民说。
朱宪民的创作时间轴很长，不管是在那个不被理解的年代，还是现在这个“将他的照片既当艺术又当文献看待”的年代，他都风雨无阻地记录、创作着。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和2000年去过两次山东聊城，拍摄了不同年代的两对姐妹。两次拍摄，记录了她们从“破棉袄到羽绒服”的变化。
朱宪民对记者说：“你看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黄河还是那条黄河，但两岸的人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有幸将它记录下来，是我的荣幸。”
“当你看懂了这些，你就能理解我”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朱宪民“别具一格”的作品风格逐渐受到圈内外重视。1988年，他被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，组建了摄影研究所(今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)。同期，他还凭借自己的热爱和各方支持，创办了《中国摄影家》杂志，并出任社长兼主编。
如今，朱宪民的摄影生涯已经走过60余载，圈里朋友都尊其一声“朱公”。朋友们尊重的不仅是朱宪民的艺术造诣，还有他的为人。
李树峰对新京报记者说，几十年来，朱宪民的家就是中国摄影人聚会的地方。“我们年轻时，从外地来京的朋友就喜欢住在朱宪民家里。他爱人沈老师就天天负责给大家做饭，有时候跟流水席似的。”
2007年，李树峰被调到《中国摄影家》杂志工作，与正在担任主编的朱宪民有了交集。后来朱宪民不在杂志工作，但李树峰发现朱宪民依然有求必应。
“朱公在圈子里德高望重，但几乎不摆架子。有重大活动需要朱公站台时，他很少拒绝。”李树峰说。
热情、乐于助人是朱宪民给朋友留下的印象，但在儿女眼中，朱宪民算不上一位“和蔼”的父亲。“他从小对我们要求很严格，小时候他加班多，在家时间少，我跟弟弟有点怕他。”朱宪民的女儿朱天霓说。
在朱天霓心中，朱宪民是一副典型的中国式严父的模样。
朱天霓记忆里的父亲在家中话少，但给儿女立下的规矩多。“我们家饭桌上，每人只能夹离自己近的菜，饭桌上摸头、摸脸更是不可以。还有就是严禁在背后嚼别人舌根。”
等到朱天霓上初中，青春期的她与父亲逐渐产生了一些隔阂。“有一次开家长会，我爸竟然去错了班。我当时特别伤心，觉得我爸一点都不关心我。于是到家后我对我爸喊道，‘你就知道拍那些照片，谁去拍不行啊!’”
朱宪民听到女儿的话，没有辩解。他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动了动嘴，没有说出来。
待到高中时，朱天霓准备出国留学。临行前一晚，她与闺蜜在外面彻夜狂欢。第二天早上，母亲责备她“马上要走了，也不跟我们说说话”，而朱宪民一言不发，往女儿的行李箱里放了一本自己的摄影集。
朱天霓下飞机时已是深夜，她打开了父亲的摄影集，只见扉页上写着“当你看懂了这些，你就能理解我”。
“那本摄影集主要是黄河百姓系列照片，照片所表达的情感既有质朴的互相帮助，又有黄河百姓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。”朱天霓说，“直到我看到父亲写给我的那句话，我才知道当时我的口不择言，对父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，也彻底理解了摄影对于父亲来说意味着什么。”
如今，已经80岁的朱宪民依然没有停下摄影的脚步。他的黄河、北京、珠三角三大系列专题仍在拍摄，但镜头从农民市井转向了年轻人。
“现在的年轻人似乎与我们那时不一样了，我想这也是社会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变化。”稍微停顿后，朱宪民一字一句地对记者说：“我会一直记录下去，直到我拿不动相机的那天为止。”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推荐阅读